疫情摧毁国际体系，疫情最凶险的不是死人。资深媒体人，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发文：疫情最凶险的不是死人，而是把现有国际体系摧毁。
自3月份沸沸扬扬的“钻石公主号”事件之后，日本的疫情状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其后，日本以“佛系抗疫”闻名于世，成为了世界各国抗疫成功的榜样。
然而，4月7日，再也沉不住气的安倍晋三宣布，“日本经济正直面战后最大危机”，包括东京大阪的7个府县进入紧急状态，同时将投入108亿日元，舒缓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危机。
“二战后最大危机”不是安倍晋三第一个提出来的。
意大利在确诊病例破万之后就已经宣布战时状态，并且意大利总理孔特已然声称这是二战后的最大危机;
新冠肺炎轻症的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也认为是战后最大危机;
英国首相鲍里斯·约翰逊已经住进了ICU;
美国早就启动了2万亿美元的紧急救助措施，而单单纽约一城，就已有近14万确诊。
嘴硬的特朗普从不承认美国抗疫的失误，自然不肯说丧气的话，但早有多个专家认为美国已经进入二战后最大危机，新冠肺炎死亡总人数，已经超过9·11的罹难人数。
世界因病毒而脆弱?
一个小小的病毒，却造成了多国领袖宣称“二战后最大危机”，世界缘何如此脆弱?
就毁灭人类的可能性而言，世界大战的威胁自然是远远大过于任何一种瘟疫。就当下世界的医疗卫生状况而言，无论是乐观预言新冠肺炎疫情将在6月结束，还是悲观认为疫情行将过冬，变成全人类“长期带病前行”的状况，人类战胜新冠的流行都是必然的。
非洲的埃博拉病毒，也曾造成全世界恐慌。虽然流行规模不如新冠肺炎庞大，但其致命性更加剧烈。迄今为止，埃博拉病毒并未被消灭，依然在少数国家存在。“带病前行”，也不是第一遭。即便疫苗研发出来，以新冠病毒潜伏与传播的状态而言，低烈度在少数地区长期存在的可能性，依旧存在。
人类目前消灭掉的流行性疾病，最可称颂的是天花与鼠疫。但天花病毒与鼠疫病毒，也依旧存在。比尔·盖茨基金会在非洲长期与疟疾和俗称“小儿麻痹症“的脊椎灰质炎战斗。这两种疾病在1970年代依然是中国最严重的流行病。
然而，二战之后承平已久的世界，无论是西方阵营还是东方阵营，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于公共卫生的建设，尤其在1990年代全球化之后，公共卫生与生物医疗技术大升级，人类进入了低疾病时代，甚至开始研发“长生不老药”。流行疾病几乎已经不在视野之中，何况谈及什么重大危机。
2003年的“非典”，2010年代的埃博拉与MERS(中东呼吸综合征)，都是地区性传播。虽然也都曾小范围扩散至欧洲与美国，但并未造成全球性大流行，因而尤其是欧美发达地区，从来就不曾进行过动员与控制。
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惨烈的公共卫生危机的状况，都已然是遥远的记忆。14世纪欧洲黑死病，亦即鼠疫，抹掉了欧洲1/3人口;在欧洲大航海之后，从欧洲带去的疟疾、流感等病毒，灭绝了几乎整个新世界包括北美和南美的土著人口，保守的估计是3000万;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，死亡人口在4000万-1亿之间。
传统“战后最大危机”：核危机与经济危机
二战后的最大危机，从来只有核危机与经济危机，但这两者一直都在可控范围之内。因为整个国际秩序的控制，都尚在体系之中。
二战之后形成的北约体系与华约体系，是零和游戏的巅峰时期。美国与苏联的两颗核按钮犹如《三体》中罗辑所控制的引力波按钮，是维持双方平衡状态的威慑力量。但是两国领导人都不会手抖而误按，因为有着体系性的沟通。期间双方打了无数次代理人战争，也从来不曾真正地拔剑对战。
经济危机也是如此，在漫长的抗击法西斯胜利迄今的70年中，世界曾经发生过多次小规模的经济危机，包括南美危机、希腊债务危机，一直到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，以及日本的地震危机，都未曾有过体系性的崩塌迹象。因此，更加准确地说，其实是经济周期。
二战以来的世界，其实是“进步主义”的世界。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冷战时期，抑或是全球化时期，整个世界都在发展的精神之中，走向某种形式的“人类大同”，是大国与世界协同组织的共同愿望。
因而，在协调与合作中，北约、华约、联合国、IMF、WTO等，均是守望相助的形式，伸手救援从来都是不约而同的。
新冠疫情，才是真正的“二战后最大危机”
在中国专家张文宏等人的描述中，新冠病毒乃是一种“非常狡猾”的病毒，经过4个多月的传播，已经多次变异，而其传播的方式也非常多样。遏制传播的唯一方式，只有阻断。无症状病例的数字也在飙升，这足以造成人人自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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